让我们考虑一下预期损失（即契约预期收益的损失）超过依赖损失的情况？假设一厂商同意出售一台10万美元的机器并在6个月内交货，但由于他认识到以协议价格出售将会损失5，000美元，所以他就在签约后一天就决定并通知对方不履行。比如说买方的依赖损失（即作为契约的结果他不可避免的成本总量）为零，但他要想取得一台替代性机器却会花费他11．2万美元。为什么他被允许以损害赔偿测算法而取得比他实际损失更多的（约1．2万）补偿呢？是一笔意外收益吗？不论它是否为意外收益，给予依赖损失赔偿总将会鼓励低效率的违约。在这一例证中，买方自履约得到的净收益（约7，000美元，即12，000和5，000美元之差）要比卖方的净损失（5，000美元）高，为了阻止低效率的违约，我们将通过在违约发生时给予买方以对此交易的收益，使卖方承担获取净收益时的违约成本。
    如果依赖损失超过预期损失，那我们将怎么办？在格罗夫斯诉约翰·旺德公司（Grove v．John W under Co．）一案中，被告作为一宗更大交易的当事人同意平整为原告所有的一些土地但又故意不履行其协议。由于契约订立后随之而来的是30年代大萧条，所以平整土地成本估计已是6万美元，而土地平整后的价值也不会超过1．2万美元。法院判决给予原告损害赔偿6万美元，其理由是，无论履约后原告财产是否增值或增值多少，这与被告无关，原告有权要求履行他订立的契约。这一结果是有问题的。这与我们熟悉的上一章中对公平赔偿的讨论不一样，因为在那里价值（value）和市场价格（market price）是有差异的。这块土地是一块商用地。如果原告已要求履约而不是取得6万美元赔偿，那他可能早已提起强制履行（在土地案中经常运用）诉讼了。甚至即使更为有效，他也没有提起这样的诉讼，没有用他从被告处胜诉取得的钱去平整土地。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害赔偿衡量标准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被告从开始时就知道了这一标准，他就会不在乎违约和履约之间的差别，而效率却要求他违约。因为他在平整土地过程中价值6万美元的劳动和材料消费将只能带来不足1．2万美元的土地增值。
    事实上，不履约的结果可能已将意外收获转移到了被告身上。但是契约的履行将给原告带来相等值却相反的意外收获：它是一种当事人都几乎肯定地期望的避免大萧条对土地价值影响的缓冲措施。由于可能已经受益于任何不可测土地价值增长的不是（承包人）被告而是（土地所有者）原告，所以如果他们考虑到这个问题，双方当事人可能也会要求原告承担任何不可测的土地价值下降的责任。
    损害赔偿的预期衡量法（expectation measure）将注意力集中于违约受害者对契约履行的预期收益，而依赖衡量法（reliance measure）注视着受害人由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如果受害人放弃一项利益相当的契约而“依赖”于此，那么这两种衡量方法就融合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期衡量法实际上可能会比依赖衡量法更易接近受害人的真实经济损失，从而也就产生更为有利的激励。在长期竞争均衡（long－run competitiveequilibrium）中，一个市场中卖方的总收入正好与其总成本相等。在经济学意义上，不存在“利润”，而宁可说只存在资本成本（cost of capital）、企业家努力和包括为契约作准备的市场努力的其他投入的补偿。所有这些成本都为损害赔偿的依赖衡量法所排斥，所以它就有可能无法对违约的真实社会成本作出充分的表达。即使违约发生在受害人已开始履约之前，受害人也有可能已经遭受了成本（特别是契约订立前的调查成本）。虽然履约进行时依赖衡量法忽略的成本会升高，但坚持认为在履约开始之前许可的损害赔偿衡量办法是依赖衡量法，这就表明，当契约仍纯粹有效时，当事人就应被允许离开契约，因为直到那时，依赖成本将通常为零。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从经历的“冷却（cooling off）”时期而言，什么是社会收益这一问题是不明确的。这种损失就是法律责任的不确定性和必须进行的附加交易。此外，契约有效期内的依赖成本是很难计算的。由于已经签订了契约，一方当事人将立即开始对契约履行和进行适应新责任所必须的其余业务调整作出计划，但其计划成本及其发现契约将不再履行后的计划变更成本将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