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9日，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投资240亿元人民币巨资，以期：



        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



　　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2008年7月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称“转基因专项”)。该转基因专项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科技部专项经费，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入120亿元，课题承担单位配套120亿元。资金将主要投入到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参与该转基因专项中《生物安全议定书》起草的主要科学家薛达元告诉《大生》记者，此次转基因专项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以及猪、牛、羊等动物。



　　会议认为，实施这一重大专项的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时机成熟了



　　薛达元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的发展和争论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此次转基因专项通过的意义在于从国家层面出发，促进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薛达元透露，上百亿专项资金的20%将用于生物安全的检测和设施建设。



　　会议消息传出之后，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问题又引起了新的反响。有人预言农业上市公司高效益时代将要来临。农业股投资市场人士甚至分析，中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同时，另一种意见是，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生产仍需谨慎，目前转基因粮食商业化尚未开禁。



　　针对“转基因专项”的种种反应，中国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崔玉亭处长对《大生》记者表示，中国目前的态度比较积极，也非常谨慎。尽管国务院在大的框架上已经原则性地通过该转基因专项，但中间很多细节尚需多方补充。



　　中国农业部科教司基因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接受了《大生》记者采访。他的回答与中国科技部基本一致：“转基因专项只是在7月9日原则性通过，表示方案基本成熟，但距离实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公布的实施只是一种预见，对于商业化的说法目前也不属实，因为还需要法律上让中国市场的转基因正规化。这个方案属于保密文件，暂不能公开。”



　　此次会议也指出，专项实施方案经过科学、民主、严格的论证，已基本成熟，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完善方案，抓紧组织实施。



　　薛达元说，围绕这个方案有很多研究课题。比如，在2008年3月，北京已经率先启动了“转基因育种”重大专项，也属于《纲要》中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内容。据《大生》记者了解，这一重大专项围绕常规育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开展研究，比如农作物品质、生物和非生物逆境如病虫害、干旱、严寒等的抗性、开花时间控制、特殊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等。同时，针对转基因安全问题开展试验。该项目实施年限为3年，总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下设小麦转基因育种、玉米转基因育种、蔬菜转基因育种和林草果树转基因育种4个研究课题。



　　经济效应很可观



　　2008年4月底，《大生》记者曾经对农业生物技术媒体研讨会进行了采访。会上，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林敏告诉《大生》记者，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植物(烟草和马铃薯)培育成功开始，已经经历了技术成熟期(1983—1993年)、以首例转基因作物延熟保鲜番茄在美国批准上市为标志的产业发展期(1994—2005年)、从2006年商业化种植面积超过1亿公顷开始的战略机遇期(2006—2016年)。



　　《大生》记者从英国著名咨询公司Cropnosis的评估数据得知，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的市场价值，是基于生物技术种子的销售，加上技术使用费计算出来的。在1996—2007年的12年期间，其累加的全球价值为424亿美元。2008年，预计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的市场价值将超过75亿美元。



　　美国国家食品和农业政策中心也公布了转基因作物带来的经济效应。在2003—2004年两年间，全球的转基因作物增产199.58亿公斤，在2004年，仅在美国就增加产量30.84亿公斤；直接得到的经济回报在1996—2004年达到270亿美元，仅2004年就有65亿美元；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6%，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00亿公斤二氧化碳，相当于1年减少500万辆汽车。



　　瑞士科学家Potrykus开发出的“金米”能在粮食中产生胡萝卜素，然后由人体转化成维生素A。一旦经过充分的检验和大面积的试种，“金米”就能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营养不良的问题，使50万儿童免于失明，每年使100万人免于饿死。



　　《大生》记者还从作物生命协会亚洲分会了解到，2007年，世界上有23个国家正式批准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包括12个发展中国家和11个发达国家。与之相应，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面积1.02亿公顷，而到了200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累计达6.9亿公顷。2007年，全球重要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大豆5860万公顷，玉米3520万公顷，棉花1500万公顷，油菜550万公顷。其中重要作物的转基因比例为：大豆占64%，棉花占43%，油菜占20%，玉米占24%。



　　《大生》记者在亚洲生物工程协会得到的数据是，在中国，从1986年开始，生物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2001年是个转折点，由追踪世界科技前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中国科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朱祯介绍说，目前中国正在研究的转基因玉米有抗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抗逆等性状。转基因抗虫玉米和高赖氨酸玉米已进入环境释放。2006年，抗虫棉在黄河流域棉区的种植面积超过该区棉花种植总面积的96%,在长江流域棉区约达到80%，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70%。



　　其中，中国国产抗虫棉占全国抗虫棉面积由1999年的7%增长到2006年的82%，美国抗虫棉则由93%下降至18%。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棉花主产省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率达到100%。1999—2006年，中国累计推广国产转基因抗虫棉1.56亿亩；培训棉农超过1800万人次，受益农户超过3000万户；节约农药4.5万吨，平均每亩增收节支约220多元；为中国政府和棉农增收节支近400亿元人民币。



　　基于湖北福建两省转基因作物的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在2003年有过预测：如果基因水稻的推广面积为50%，每公顷的农药施用就会减少15公斤，每年将减少21万吨，农民收入每年将增加138亿元；在2010年，如果基因水稻的推广面积达到90%，大米贸易将达到1.73—2.2亿美元。



　　然而，朱祯在接受《大生》记者采访时说：“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经历“基因鉴定――产品概念――早期开发――进一步开发――提交申请”的过程，大约要花费8—10年的时间，全部费用约为1亿美元。”



　　安全依旧让人担心



　　薛达元对《大生》记者说：“关于转基因生物是否安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便在慎重考虑转基因作物品种产业化的今天也是如此。”尽管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逐渐表现和检测出来，但上一些研究机构早已对此开展了实验。



　　1998年8月，苏格兰Rowett研究所Pusztai博士在一家电视台宣称：转雪花莲凝集素(GNA)基因的马铃薯，能够对大鼠的免疫系统造成损害。随后，他又同Aberdeen大学的病理学家Stanley  Ewen一道宣布：转基因马铃薯同样影响大鼠的肠道、肝脏和其它一些器官，并暗示其对人类健康也存在着危险。英国皇家学会随即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研究存在6个重要缺陷，主要表现为实验设计不合理，数据处理不恰当。



　　2002年，英国进行了转基因食品DNA的人体残留试验。有7名做过切除大肠组织手术的志愿者，在吃了用转基因大豆做的汉堡包之后，在他们小肠肠道的细菌里面检测到了转基因DNA的残留物。



　　2005年，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给老鼠喂食转基因玉米后，导致其血液变化和肾脏异常。由于中国*常见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是转基因大豆油，因此引发了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安全性的担忧。业内人士也表示，受转基因风波的冲击，中国食用油市场格局可能发生变化。



　　2008年4月，联合国发表农业科技发展评估报告(IAASTD)，很好地反映出关于转基因作物产量问题的争议。根据某些转基因作物在特定年份的有限研究数据，有些地方增产高达10—33%，有些地方则出现了减产。因此，对于转基因技术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这个问题，报告的措辞相当谨慎。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说，环境安全方面主要的担心是基因污染。外源转基因一旦通过天然杂交或种子渗入传统品种，可能会导致植物非转基因品种的混杂和污染，这是不可逆转的生态后果。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桢告诉《大生》记者，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已经由事件的争论发展到标准的制定。对于风险的理解，科学概念上的“风险”是严格的，科学工作者总是极力去量化风险。他们始终不可能说“绝对没有风险”，而只能说“风险可以忽略”或者“风险几乎为零”。然而公众对“风险”的理解往往暗含了对风险与收益的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可接受风险=产品效益/(风险概率×有害程度)。



　　朱桢说，争论反映了广泛应用了转基因技术的农产品出口国与农产品进口国之间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对抗，后者试图设置技术壁垒以达到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在2000年，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农产品出口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总和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98%；这些国家都宣传转基因作物是安全可靠的；而欧盟、日本等农产品进口国则坚持转基因农作物存在安全性问题，以期限制美国等国家的农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绿色革命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Norman  Borlaug  博士说：“欧洲的这些反对之声具有严重后果，可能在数年内都会阻碍该项技术的发展。但我相信目前欧洲公众对基因作物的担心只是暂时的，会在未来逐渐平息。”



　　朱桢接着说，生物科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还包括生物伦理，比如试管婴儿关乎伦理，基因档案关系到个人隐私，转基因作物涉及到贸易，克隆技术与风俗文化差异和法律也息息相关。“社会舆论已明显地劈裂为两种：一种声音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超越人们可接受的伦理范围；而另一种则提出，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将会随之变化。”



　　目前，针对生物技术带来的生物伦理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医学上。但由于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大量应用，使得农业生物技术也面临着各种伦理问题，其影响也不容忽视。内在伦理问题主要探讨转基因的技术和方法本身是否违背自然规律，是否违背传统文化的根基等；外在伦理问题主要讨论的是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生活是否存在潜在的危害。如果存在，那么会有多大？即通常所说的“生物安全性问题”。  朱桢说：“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公正、知情’这几项公认的伦理原则。”



　　1982—2004年，中国已经颁布了10条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法规(见附录)。2002年1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前，中国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要求转基因产品船货如果在当年3月20日后抵达中国，必须出具中国农业部发放的安全证书。此《办法》还规定：“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没有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和相关批准文件的，或与证书、批准文件不符的，作退货或者销毁处理”。根据这一《办法》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进口活动，必须进行安全评价，按照3个类别、4个安全等级和5个阶段进行报告或审批。



　　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罗云波告诉《大生》记者，目前已批准的商业化转基因农作物有19种，作为食品加工原料的有12种，包括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番茄、西葫芦、马铃薯等。



　　距商业化有多远？



　　20世纪末，转基因技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孟山都1996年收购世界第二大黄豆种子企业Monsoy，从而进入巴西黄豆种子市场；杜邦1999年购买种业公司Pioneer  Hi-Bred，从Ralston  Purina  购买PTI技术产业部分；拜尔2003年用70亿美元并购Aventis种业部分。2005年，伊朗正式批准种植转基因水稻约4000公顷，抢先拉开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序幕。



　　2004年4月21日，中国农业部正式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据此《条例》，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产品获得永久性进口中国的保证。



　　《大生》记者从中国大豆协会了解到，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均价稳步攀升。1月份，进口均价为306美元/吨；10月份，突破了400美元/吨，为406.3美元/吨；11月份，448.8美元/吨；12月份，再创新高，达到495.2美元/吨。全年中国大豆进口均价为372.2美元/吨，同比上涨40.3%。中国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进口大幅增长，2007年中国自美国和阿根廷分别进口大豆1157万吨和827.8万吨，分别增长17.1%和33.2%，自巴西进口大豆1058万吨，下降8.9%。自上述3个市场进口合计占同期大豆进口总量的98.7%。



　　在中国的这些进口当中，以外商投资企业进口为主。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大豆2000万吨，增长14.5%，占同期大豆进口总量的64.9%；国有企业进口590万吨，下降14.9%，占19.1%；私营企业进口389.4万吨，增长20.1%。而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大豆2976万吨，增加9.2%，占同期大豆进口总量的96.6%；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大豆53.4万吨，翻了一番。



　　中国大豆进口增加带来了隐忧。大豆进口量不断攀升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大豆产量却在锐减。2006年，中国大豆产量已经负增长，由大豆出口国变为进口国。2005—200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占世界大豆进口量的42%，2007年进口超过3000万吨，预计2008年将达到44.7%，为世界大豆进口国。



　　朱桢告诉《大生》记者，目前，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孚等跨国公司占有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而中国仍在开工的97家成规模的大豆加工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年加工能力已占中国大豆总压榨能力一半以上。



　　中国是美国大豆的进口国，而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约70%是转基因产品。2007年以来，随着进口大豆价格的迅速上涨，豆油、豆粕也大幅增长。2007年第四季度四级豆油价格涨到10000—10300元/吨，全年中国国内豆油价格上涨2000元/吨以上；豆粕价格也从2月份的2200多元／吨，上涨到目前接近4000元/吨，涨价幅度将近90%。同时，豆粕的大幅上涨，带动了饲料价格的上涨，进而推动养殖业成本的上升。而其生产的肉、蛋、奶等食品的价格同样随之上涨，助推了通货膨胀的蔓延。



　　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绿色革命之父Norman  Borlaug  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他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中国是世界上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家，如果中国较快地把转基因水稻推广应用，无疑会在发展中国家起示范作用，并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转基因水稻的技术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转基因水稻的应用将是继杂交水稻后，中国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



　　但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曾联合公布《国外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这一报告称，目前中国*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属于外国公司，这样有可能导致中国对它的主粮失去控制。考虑到极少数外国公司拥有这些的所有权，并且之前有些公司提出侵权诉讼案件，中国应该重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国外可能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威胁。



　　在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保护范围包括了“基因本身”及“转基因水稻的使用方法”；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包括其加工品。



　　在转基因玉米方面，中国农科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可以使玉米单产提高30%左右。保守估计，如果全国推广时间为2009年开始后10年，那么2009年后每年将增产450吨玉米。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推广基数加大，玉米增产也将加快。这样一来，中国玉米供给的缺口将会被迅速填平，甚至有能力出口。因此，这一重大专项的通过对玉米形成长期利好。



　　据薛达元透露，在7月9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分专家和官员表示，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研发的问题，与商业化生产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他们并不排除有商业化的长远考虑。此外，这个项目的通过也有可能使一些企业看到商机而考虑转基因作物商业化。



　　背景资料：



　　中国颁布的一系列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法规：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1990年，《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1993年，《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1996年，《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2002年，《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2002年，《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2004年，《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